中新网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 阮煜琳)“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海达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马新民作报告。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士存、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潘新春等中外嘉宾分别致辞。
11月27日，“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主办方供图
华春莹表示，中方一贯主张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地区国家应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不应采取单方面行动加剧矛盾冲突。域外国家应当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的共识和举措，不应背道而驰。国际社会应当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努力。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共同致力于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马新民表示，关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国坚持多元一体的国际法实践和主张，形成鲜明中国特色，主要具有六大特点：一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二是将谈判协商作为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和优先选择；三是不排斥调解等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四是慎用司法和仲裁程序；五是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六是以求同融异、互利共赢为最终目标。中方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吴士存表示，《联合国宪章》列出了多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除仲裁和司法解决等传统法律手段外，还包括通过谈判、调停、调查或和解等外交机制来解决争端。在这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实践中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本次研讨会由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来自全球五大洲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是近年来国内首次举办从国际法层面反思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国际学术盛会。(完)
中新网北京11月28日电 法国《欧洲时报》近日刊发题为《对话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学中文让我接触到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度》报道，讲述记者与年逾七旬的英国汉学家、大英图书馆中国馆原馆长吴芳思(Frances Wood)在今年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相处一天中获得的“惊喜”。
“敦煌的美都是在内里，我非常想再次回到那里。”年逾七旬的吴芳思是大英图书馆中国馆原馆长，她曾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敦煌经卷相伴了36年。在关于她的文章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这句话是记者在见到吴芳思之前，查阅关于她的报道看到的。在拜读了她所著的几本书籍后，记者发现，她的经历与学识广阔得惊人。吴芳思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母亲是法语教师，父亲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在家庭的熏陶下，吴芳思每日与书香和老物件为伴，并乐在其中。
大多数中国读者熟悉吴芳思是因为她1995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该书在全球也引起很大反响。吴芳思根据其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和理解，质疑马克·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因为《马克·波罗游记》中并没有提到喝茶、筷子、缠足和长城等事物，且游记内容在马可·波罗去世后仍有大量更新。吴芳思曾说，她想通过这本书提醒人们重视材料、证据的可靠性，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它们，敢于提出不同的设想。
在她撰写的10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有不少“挑战”中西方历史“通识”的内容。例如在谈到她1998年出版的《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一书时，她告诉记者“上海租界的很多公园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规定，如果一个人不会骑自行车，可能也会被一些公园拒之门外。”2008年，在《秦始皇传》(China's First Emperor and His Terracotta Warriors)中，吴芳思介绍，在西方人眼里，秦始皇是与孔子、老子齐肩的千年伟人，他是一个倡导法制、标准化治国的君主，焚书坑儒也另有隐情，这为中国读者认识秦始皇提供了不同的角度。2016年，吴芳思出版了《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The Betrayed Alley, China in the Great War)一书。那段时间，无论是参加BBC的访谈还是在英国各大学做中国文化讲座，她都会用“一些外国居民和外交官眼里的中国一战经历”等史料来回顾中国对一战的贡献。
正是这份不断挑战的勇气让吴芳思与中国结缘，并且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我学习中文可能是受了潜意识的影响。因为之前在学校已经学过了法语和西班牙语，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就想再选一门和这两种语言截然不同且具有挑战性的语言，越难越好。”于是，吴芳思选择了中文，她曾言，“我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学中文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个惊奇而又令人神往的国度。”
“因为我学过中文，所以得到了来中国的机会。”吴芳思回忆道，1971年，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组织工人交流团去中国一个月，“但是‘有钱有闲’的年轻工人并不好找，所以他们决定招几位懂中文的人。”吴芳思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剑桥毕业，过世的祖母留给我大概250英镑，足够我加入交流团。于是，我有了那趟记忆深刻的旅行。”
1975年，想要练习中文口语的吴芳思，报名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组织的英中学生交流项目。行动力极强的她时隔3年再次到中国，并在北京学习了一年。
“当时我住在25楼，好像在北大东南门那边”，吴芳思回忆说，因为当时想留在北京，所以她选择了进修中国历史，“那时的北京和现在很不一样，买裤子只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人们做饭也很不方便，好几家都要在一起做。”吴芳思感叹，现在北京的发展“太快了”，很高兴能够看到人们过的越来越好。
1977年，从中国回到英国的吴芳思入职了大英图书馆。那时，馆内的敦煌藏品处于亟需修复的状态，“行动派”吴芳思负责为修缮工作寻找资金和帮助，“大约有5年时间，我们邀请了中国文物修复专家来帮忙。通过不断努力，我们修复了包括《金刚经》在内的1.4万件藏品。这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谈起工作，吴芳思是个“务实派”，她说，“我总是说自己算不上图书馆馆长，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图书馆方面的考试，因为我认为那些考试没什么意义。从管理中文藏书的角度出发，跟学习一些令人费解的、可能以后永远都不会使用的编目系统相比，我认为，努力保持较高的中文水平要重要得多。”
吴芳思与记者分享了她为大英图书馆“买书”的经历。中国馆的职责之一是购入关于中国的图书，除纯科学话题的图书，还涉及了很多领域，比如人文学科。“1977年，中国出版物还不多，只能通过几个书店购买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上世纪80年代，我们有更多的出版社可以选择。”她说这也是她成为中国文化“粉丝”的过程。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不仅有珍贵馆藏，还有一些较为罕见的古书。例如，一本介绍普陀山游览路线的古书，虽不算知名，也称不上精致，但在吴芳思眼中“独具魅力”。
吴芳思从小就爱书，尤其爱真实的历史故事，而不是小说。不过她对《红楼梦》英国译者大卫·霍克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记忆深刻：研究中国，难就难在要区分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因为常常“历史讲成了故事，故事写成了历史”。
这些年，吴芳思走了中国不少城市，但是她最爱的还是记忆中的老北京城，怀念“骑自行车走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在中国北方农村与当地人聊天，他们会说‘你的中文说的比我都好’。”出于对中文的热爱，一头银发的吴芳思在和记者的交流中坚持用中文表达，当了解到记者很遗憾没有买到她的英文书籍时，她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本记下地址。分别后不久，记者便收到了她从伦敦家中寄来的《秦始皇传》。手握着这本书，记者想起她曾说过的一句话：“语言是沟通的工具，越沟通越会发现，中英只是文化不同，理解与共情是人类的相处之道。”(文/李璟桐) 【编辑:房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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